1. 研究目的与意义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目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各国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机遇。
为适应新的世界形势，2013年9月我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加强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推动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讨论分析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便利化水平受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外，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自然资源、东道国与中国的距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考虑其影响程度，最终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写作提纲：第一部分：引言和文献综述（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二） 文献综述（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第二部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主要以区位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理论分析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机制 第四部分：实证分析 （一）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评（1）指标体系的构建（2）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3）投资便利化水平测评结果与分析（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1）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2）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一）结论（二）政策建议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投资便利化越来越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但国际上关于投资便利化的定义尚未统一，根据APEC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投资便利化是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投资，并在投资周期的全部阶段上使其管理有效性和效率达到最大化的行动或做法。[1]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或者将贸易与投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投资便利化的专门研究还较少。已有文献大多从投资便利化的理论、经济效应、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Daniel 、Isaac、Eric（2018）利用2010-2015年40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从基础设施、机构和市场效率等贸易便利化指标，研究贸易便利化程度对非洲的社会福利的影响，采用GMM估计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认为有效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机构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可能会改善非洲的社会福利。卢进勇、冯涌（2006）从东道国、母国、国际投资协定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四个角度分析了可以采取的便利化措施，认为FDI便利化可以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降低由东道国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行为所导致的“紊乱成本”，通过可预见的、透明的外资管理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采取便利化措施促进母国投资，提升经济发展空间。沈铭辉（2009）回顾了APEC投资便利化的进展过程，指出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的主要目标和原则，同时IFAP也提出利用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数据库的多种指标来监督评估该计划的实施情况，但他认为IFAP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投资便利化的行动措施进展不一致、没有明确强调集体行动。刘重力、杨宏（2014）分析了APEC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最新进展，认为IFAP总体进展情况良好，在多数原则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依然存在多项计划的实施进展不一致和计划缺乏整体协调性的问题。郭力（2010）分析了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的贸易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资源优化效应、就业效应，加快实现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中俄贸易。董伟通（2015）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张建华（2011）研究中俄相互直接投资便利化，都得出相似的结论。
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研究，分析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Felipe、Kumar（2012）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流量和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的提高有利于贸易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改善对贸易量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海关和边境机构的效率的提高；在出口方，基础设施对贸易流动的影响最大;而在进口方，海关效率对贸易流动的影响最大。Jing-Wen Xia , Qi Hu（2015）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国外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能源生产、研发支出、政治稳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劳动力、进出口总额、政治稳定性和GD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关联度最高，能源生产的相关性极小，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资源寻求型。蒋冠宏、蒋殿春（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指出中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且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认为中国企业投资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为原则。崔岩、于津平（2017）采用2006-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以基础设施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为门槛变量，认为基础设施质量越差、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则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能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黄光灿、王珏（2016）以六个丝路国家作为样本，构建了直接投资便利化的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规制环境、科教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度，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的关联度最大，规制环境的关联度排名逐步上升，并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的作用机制及设施路径，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建设，推进投资便利化。乔敏健（2017）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认为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次之，制度环境影响最小，且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但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张亚斌（2016）运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测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也认为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非常显著，并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研究距离成本、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GDP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沿线各区域的投资潜力作出预测，认为商业投资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东南亚是投资潜力最大的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改善能促进中国对亚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翟卉（2017）也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区域的投资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并对各区域的投资潜力进行测算。李晓、杨戈（2018）、李盈盈（2018）都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前者认为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投资，并且中国倾向于投资政府治理质量较低的国家，后者认为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与东道国 GDP、进口中国的贸易额，城市化发展水平、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呈正相关，与人均 GDP、GDP 增速、两国的地理距离呈负相关。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2日-2022年11月8日：完成论文选题 2、2022年12月26日-2022年1月4日：阅读大量文献，搜索相关数据，完成开题报告 3、2022年1月5日-2022年1月10日：提交论文提纲，等待老师的指导意见 4、2022年2月28日前：完成初稿 5、2022年5月5日前：完成论文修改、定稿、外文文献翻译工作 6、2022年5月31日前：整理资料，论文再修改，参加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
5. 参考文献
[1]卢进勇,冯涌. 国际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动因、形式与效益分析[J]. 国际贸易,2006(09).
[2]沈铭辉. APEC投资便利化进程——基于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J]. 国际经济合作,2009(04):41-45.
[3]刘重力,杨宏. APEC贸易投资便利化最新进展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 亚太经济,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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