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以制造业高度开放和服务业开放不足并存为典型特征的“偏向性开放”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服务市场的相对封闭状态对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战略转型都会构成一定的制度障碍。如果说商品市场的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1.0版本，那么作为更高开放形态的服务市场开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2.0版本，将来还会进入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甚至人员相对自由流动等为特征的对外开放新时代。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5年提出了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战略举措，“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出了“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时代紧迫性，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战略构想。因此，扩大服务市场开放将会成为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基本政策走向。
虽然决策层和学术界均一致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离不开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然而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的真实开放度究竟多高一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这不仅是服务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块“盲区”，而且也难以给管理部门的科学化决策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因此，深入研究中国服务市场的真实开放度几乎成为开放条件下审视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实际上，考察服务市场开放度的一个重大意义是为了更好地探究服务业的增长问题，那么服务市场开放能否促进服务业的增长？进一步地，服务市场开放通过什么传递渠道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呢？尤其是其中的传递渠道一直以“黑箱”的形式存在而未能得到科学的深度揭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十三五”规划和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战略构想提供具象化的科学依据，而且还关系到我国进入对外开放2.0时代之后，通过何种可靠而有效的政策手段推动经济更好地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同时也丰富了市场开放与服务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学术内涵。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在国内外高度重视服务市场开放的背景下，探究服务业开放对于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并基于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服务贸易仅仅构成了国际经济活动的较小部分，加上服务业政策数据的稀缺性（Scarcity），有关服务市场政策引发各种经济效应的文献十分匮乏（Hoekman, 2006）。正因为如此，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零星的文献运用理论研究方法揭示服务业领域的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Francois, 1990），或者研究金融服务等局部服务业领域自由化对下游产业增长的影响（例如，Rajan and Zingales, 1998）。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服务经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和研究数据的日益完善，服务市场开放所引发的经济效应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效应各个细分领域来看，服务业自由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转型国家得到了较早的诠释（Eschenbach and Hoekman, 2006），随后，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了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且深刻解析了其中的传递渠道，具体包括国内市场的要素再配置效应（Shepotylo and Vakhitov, 2015）以及服务市场开放所引入的关键要素投入（Arnold et al., 2011），这些研究结论也得到了跨国经验检验的支持（Beverelliet al., 2017）。上述研究不仅通过量化方法做了精细化的论证，而且也是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思想在开放条件下的进一步拓展。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发现，上游服务品的市场开放不仅提高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概率，而且还提高了出口商的出口份额，这种促进效应对于高生产率的出口企业更强（Bas, 2014）。服务市场开放对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具有较为显著的外部效应，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部门对自身出口的作用（Li and Huang, 2017），这种现象在印度和韩国均存在（Ishido,2017）。从本质上来看，服务市场开放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大多得益于上文所提及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而提高了出口部门的技术和效率。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服务市场开放不仅对工资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远远超越货物开放所产生的影响（Mehta and Hasan, 2012），而且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分化的特征（李杨等，2015），从更加一般化的福利效应来看，服务市场开放对企业产出和居民福利均能够产生增进作用（Jouini and Rebei, 2014）。此外，另有学者研究了服务市场开放对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安全的影响（Langhammer, 2017；姚战琪，2013；陈明和魏作磊，2016）。
上述文献研究了服务市场开放的多样化经济效应，意味着不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都广泛认识到服务市场开放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很可能进一步深化。近年来，聚焦于服务市场开放对服务业部门自身发展的文献逐渐出现，而且主要集中于实证检验。从现有研究的实证结果来看，服务市场开放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效应大多成立（Hagemejer et al., 2014; Leiren, 2015），这也成为众多学者呼吁服务市场开放的重要依据。当然，部分研究者指出，服务市场的开放可能会对竞争力较弱的经济体带来过强的竞争效应，对服务业投资和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Michel and Ryex, 2012）。从服务市场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的传递渠道来看，服务市场开放为技术领先型服务业跨国企业转移技术或者从事技术贸易提供了可能，这使得服务市场自由化成为解除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屏障的关键制度（Corning, 2015）。服务市场开放所产生的服务资源流动以及服务业跨国企业投资活动会进一步带来行业内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Ishido, 2017），不仅有效规避了东道国服务业企业的重复研发和高风险投入，而且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整个服务行业的技术水准（Wilkin and Boudeau, 2015）。在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外溢的基础上，部分服务业企业可能进一步转向自主创新，尤其在开放政策给东道国提供更加广阔的服务品需求空间或者服务品多样化需求的条件下，服务产品或者服务模式的创新会成为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业增长的又一重要传递渠道（Froidh and Nelldal, 2015）。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11：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填写好《本科毕业论文任务书》；
5. 参考文献
陈明、魏作磊，2016：《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经济学家》第4期。
戴维罗默，2003：《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顾乃华，2011：《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的研究》，《世界经济》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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