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6%。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外反倾销、反垄断政策的影响,此次负增长的现象也直接反应出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2017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断做大做强的重要推手,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下中国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和经济话语权的重要方式之一,未来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仍将继续保持上涨的势头。
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仍存在着投资的区域与产业分布不均和收益率低等问题(程时雄和刘丹,2018)。在复杂的国际竞争市场环境中,中国企业如何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境中合理评估东道国投资风险,识别相关影响因素并做出理性的投资选择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是否签订双边协定、自然资源禀赋、地理距离、东道国GDP、劳动力水平、贸易依存度、对外开放程度、文化距离、技术水平、进入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以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是否签订双边协定、自然资源禀赋、地理距离、东道国GDP、劳动力水平、贸易依存度、对外开放程度、文化距离、技术水平、进入成本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更为全面的影响因素。
结合“一带一路”的地域划分,剔除个别数据不全的国家或地区,最终确定28个研究样本国家或地区:中亚1国(吉尔吉斯斯坦),东南亚10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 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西亚6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约旦、以色列),南亚2国(印度、孟加拉国),独联体5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东欧4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时间还不久,学者们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关注投资效率、产业升级、风险管理、实施机制等方面。崔娜、柳春等(2017)认为,中国在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较低,但随着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投资效率未来可提升的空间比较大。杨英、刘彩霞(2015)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 但国内产业升级有助于扩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钟春平、潘黎(2015)、韩民春、江聪聪(2017)指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政治风险高、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海外投资企业需要客观评价市场收益与存在的风险,及时采取措施,防范政治、经济等各类风险。杨飞虎、晏朝飞(2015)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加快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 律体系,而且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系统、国际投资争端化解机制,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发展。
纵观相关文献,虽然当前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现有文献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侧重理论剖析,大多针对现象和后果进行分析,实证检验内容相对较少;(2)现有文献大多是以“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不是直接研究沿线国家,不能更好反映出影响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3)大多实证文献中,在分析政治影响因素时,常常使用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负面关系作为指标,并不能反映和平时期两国的政治关系,所以本文将采用联合国投票数作为政治关系指标。(4)在实证文献中大多选取“一带一路”少数国家作为分析样本,且选取的解释变量不够全面。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可靠性有待提高。本文在数据代表性与可得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收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详细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情况,实证检验其驱动因素。(5)现有文献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但是鲜有文献注意到我国投资区位分布的严重失衡。“一带一路”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3% ,经济规模占世界的29% ,但是截至2014 年底我 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总量的10.47%。一方面,国家政策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水平较低。在这样的矛盾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和效率进行测算,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合理性进行判断。然后根据“一带一路”不同划分区域(如中亚、东南亚、西亚、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等分别剖析其直接投资情况,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究竟是市场开拓、资源寻求还是多种因素驱动,为下一步完善对外投资部署、强化国际经济合作提供必要依据。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2月31日前,确定论文题目,查找资料,完成开题报告初稿,上交导师查阅;2022年12月-2022年1月,查找翻阅相关论文资料,完成论文初稿,翻译相关英文资料;2022年3月17日前,查询文献,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建立论文框架,完成初稿,填写论文中期检查表,任务书等,进行中期检查工作;2022年5月前,完成论文修改、定稿、上交论文初稿和英文翻译稿及原件。
5. 参考文献
[1] 张宁,胡振华.文化差异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J].财务与金融. 2017(04):16-36.
[2] 姚战琪.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区位选择[J]. 经济纵横. 2016(12):45-54.
[3] 孙朋军,于鹏.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落实“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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