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对外FDI发展优化研究开题报告

研究内容：本文就中国银行业FDI的发展及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目前银行业FDI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就银行业FDI的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目前的这几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以期进一步丰富在此方面的研究。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分析中国银行业FDI发展状况

2、探讨银行业FDI的存在问题

3、基于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探讨银行业FDI优化策略

写作提纲：第一部分为摘要，对全文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论述国内外关于银行间联系对FDI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本文进行创新研究；第三部分FDI 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关系的分析。首先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实证研究 FDI 与金融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第四部分金融发展水平对FDI 的影响机制研究。本章主要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具体阐述银行间联系对FDI的影响，在建立回归模型的基础之上应用理论分析银行间联系对FDI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策和建议，具体落实到微观层面为对FDI和金融业的发展提出发展建议；第六部分是总结前文内容。

国外研究现状：

Julian Caballero, Christopher Candelaria, Galina Hale（2012）对银行间联系影响FDI的行业性作了研究，他认为银行间联系影响FDI在东道国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金融环境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果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行业中银行间联系影响FDI都是非常明显。Julian Caballero, Christopher Candelaria , Galina Hale（2018）利用欧盟国家在美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分析，报告表明美资企业在一部分行业内产生了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并未涵盖所有行业，并且产生溢出效应的行业主要是一些技术差距较小产业。根据这份报告，Galina Hale（2012）的观点是FDI在一些技术差异比较小的产业中并没有反映出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而Cantwell的观点并未被Bruce A,（2016）所认同，他们在一份委内瑞拉当地企业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委内瑞拉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产业内的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所占比例呈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合资企业中，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外资股权所占的比例正向相关，当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Daniel Wolfenzon,（2011）同时指出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能够产生溢出效应，因为伴随着外资而产生的效率的提高以已被合资企业内部消化，并没有外溢到产业内的其他本地企业。从Ambrogio Cesa-Bianchia（2018）的研究表明，银行间联系影响FDI对于生产力还是有正相关作用，并未对不同技术产业有特别大的影响作用。Raj Aggarwal a NyoNyo A.（2008）认为银行间联系影响FDI与产业差异或者行业差异并无太大关系，他的研究表明银行间联系影响FDI和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呈正相关的影响关系。在Blonigen (2016)对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银行间联系影响FDI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越强则产生的溢出效应越大，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严重阻碍了银行间联系影响FDI的产生。在他对乌拉圭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相较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对当地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可能原因之一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的竞争关系。Rodolphe Desbordes, Shang-Jin Wei（2016）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东道国吸收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FDI在东道国家的溢出作用大小。简而言之，在技术发展完善和金融市场竞争力强的地区，银行间联系影响FDI就相应的大。

国内研究现状：

一、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

王曙光（2010）是较早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问题中纳入金融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不过他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不仅仅针对FDI。在其“私人资本流动、金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一文中，他从理论上探讨了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了国内金融部门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结作用。他的理论分析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框架之下。曹龙骐（2013）用AK模型论证了封闭经济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效应，彭小兵（2018）在此基础之上将其拓展为包括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并推导出了两种框架下的稳态经济增长率。通过比较两个方程，赵奇伟、张诚（2017）认为，纳入国际资本流动后，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如NCF＞0（净资本流入为正）、资本流入必须用于融资而不是消费、国外投资不能挤出国内投资、国外资本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等。

二、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

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促使国内企业更新已有技术或接受新技术时需要投资，当需要从银行或股票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时，国内金融系统的发展至少部分地决定了国内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他们的投资计划。发达的国内金融系统有利于外国企业为拓展在东道国的创新活动而举债，而这种创新活动会进一步提高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范围。而且，有些FDI是直接通过债务或证券投资的形式实现的，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用与质量势必会影响FDI，影响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扩散，如果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那么这种扩散会更富有效率。孙力军（2018）在其构建的理论模型中所表明的，金融市场会通过影响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而影响对FDI溢出的吸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FDI全新技术的引入不仅会拓宽东道国国内市场，而且也会促进出口市场的发展，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支持。金融体系还会通过FDI的关联效应（尤其是后向关联）而影响经济增长，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即使FDI后向关联已存在于提供投入的国内企业中，依然会鼓励新企业的建立，这需要东道国金融体系的支持，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FDI创造后向关联的潜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金融市场的关键性前定作用不仅存在于FDI溢出与关联中，而且在并购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FDI采用并购形式，当外国公司决定是否要在一个与国内经济没有任何联系的领土上从事经营活时，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不仅表现在贷款是否容易获得方面，更表现股票市场是否健全，功能良好的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各种资金来源，在联结国内与国外投资者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建伟（2017）认为理论上FDI对东道国经济会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理论上的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支持，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主要是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约束，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为此，众多学者探讨了FDI的许多决定性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可用的生产性资产、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制度因素等，但是金融发展因素却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进入21世纪的近几年，以曾慧（2018）为首的一些学者才开始在FDI研究中纳入金融因素，并且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但是，相对于较为充实和丰富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关于金融发展与FDI及其技术溢出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也较为零散。但毋庸置疑的是，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FDI效应有效发挥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吸收FDI的发展中大国，FDI的效应并未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加强FDI的吸收能力，强化金融发展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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