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长期以来，社会资源的差异化分配，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并非生而平等，导致他们后天所享用的社会资源存在明显差距。而社会的发展是逐步消除这类门第约束，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在代际间自由流动的过程。相关学者引进了代际流动性的概念，代际流动性强表明代际之间教育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较弱。两代人之间经济、社会地位联系的紧密程度与社会机会的公平性密切相关，由于机会公平性的直接量化，较为困难，代际流动概念作为研究机会不均现象的重要切入点，近几十年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学术界对教育公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及其影响因素，缺乏对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关注。教育代际传递即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相对于知识、制度、环境等显性的、横向的影响因素而言，教育代际传递是一种隐性的、纵向的影响因素。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不仅会导致一代人的不平等，还会通过代际传递作用实现复制甚至加强。基于教育代际传递的这一重要影响,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当下的教育代际传递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影响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因素有哪些？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出发考察教育代际传递的特征及差异，并揭示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迁趋势，探索改善城乡不平等的教育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为社会弱势群体增进代际流动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篇论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上，首先对代际教育流动性的趋势进行总体把握，然后对搜集的CHIP数据进行相关处理，重点突出与户主不在一起生活的成年亲生子女与户主之间的数据，利用STATA软件回归分析，同时研究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迁趋势，探索改善城乡不平等的教育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最终，得出本文的一般性结论。
论文结构安排如下：
1. 导言：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构建等。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针对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两面性功能进行了相关研究。郑育琛和武毅英(2014)基于福建省两所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对不同类型高校、科类毕业生的社会分层情况、父子的职业地位相关性，以及父子阶层地位变化等的对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分流影响毕业生的社会分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数毕业生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高等教育仍是优势阶层地位再生产的重要工具。高等教育具有矛盾性功能，它既催化了社会分层、促进了社会流动，又固化了受教育者的阶层归属。无独有偶，蔡文伯和马瑜(2014)基于对某大学2013届毕业生的调查分析也发现，在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因素中，教育作为后致因素的代表对职业地位的获得有重要影响，数据显示高等教育不但能促进社会流动，特别是代际流动，而且也有维持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张继明(2012)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之于社会分层的双面效应。从理论上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大，增加了促进社会分层趋向均衡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由于弱势阶层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优质教育资源和就业上处于劣势，高等教育反而成为维持和复制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工具。皮法弗和赫特尔（Pfeffer and Hertel,2015)使用Unidiff模型对美国教育扩招对社会流动趋势的影响分析后指出，社会阶层流动逐渐增强的趋势几乎可以完全归结于结构化效应，教育扩招增加了总人口中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群体的数量，而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比低教育水平的群体要弱。
在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方面，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数据分析模型以及多维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研究。Chen et al.(2015)发现出生于1930-1985年间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倒U形变动趋势，他们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讨论了代际流动性的演进趋势。Fan(2016)将流动性变化原因归结于五个因素——人力资本回报率、教育支出（上学成本）、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政策、家庭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通过匹配家户数据和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从而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同时，也有学者对代际之间的教育流动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化分析，比如Fang et al.(2012)、刘生龙等（2016）基于义务教育政策估计了教育回报率；Huang(2015)考察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赵红霞和王乐美（2020）基于2012年、2013年、2015年三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混合截面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接受高等教育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远大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黄豫（2019）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 研究中选用m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定义为RPvsRF和RPvsRM（即子辈相对于父亲和母亲发生的收入等级流动）；研究表明，父辈受教育水平能对子代受教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Ermisch and Francesconi, 2001; Behrman and Rosenzweig, 2002; Black, Devereux and Salvanes,2005;佐藤宏和李实，2008; 李云森和齐豪，2011)， 但父母间对于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刘志国和范亚静(2013)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对子代受教育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母亲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父亲的影响程度。孙志军(2003)对赤峰市农村地区教育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对子代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母亲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不显著。此外，地区、户口、子女性别、父母职业、政策环境、家庭收入、父母党员身份等因素也会对教育代际流动水平产生影响。关于地区这一因素，不同国家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水平都是有差异的。Hertz等(2008)分析了42个国家的样本，结果显示南美洲地区父辈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作用程度最强，而北欧地区最弱。刘志国和范亚静(2013)依据浙江和甘肃两个省份的样本数据来考察不同省份间父辈对子代受教育水平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显示甘肃省父辈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比浙江省更大。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11.1-2022.12.31选题、开题、确定写作调研提纲、文献收集、整理分析
2022.1.1-2022.1.18提交资料、整理分析
2022.1.19-2022.3.19撰写、提交论文初稿，中期检查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丁丽.代际传递效应与教育机会均等——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
[2]郭丛斌,丁小浩.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及教育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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