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减税降费，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积极财政政策选择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为走出经济衰退，开启了一轮全球性的减税浪潮，我国在此背景下也顺势而行，并不断加强减税降费力度。2013至2017年5年间，“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税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可见，连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仍是当前以及一段时期内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侧面。
实施减税降费相关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也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可供参考。凯恩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经济衰退时，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扩大公共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已成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产生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场机制调节之局限使得经济无法重新恢复到均衡状态，因此需要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效果。减税降费，作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影响总需求：一方面，减税降费能够降低商品价格，减轻消费负担，从而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并且，由于中低水平消费者往往拥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因而他们更可能在减税降费中获取更高的福利，也就更能激励他们进行消费支出，从而扩大社会总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投资税收减免、所得税优惠等减税降费措施刺激了投资行为，减少了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社会投资。通过这两方面需求的拉动，社会总需求曲线右移，有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产出。
同时，减税降费也是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虽然“萨伊定律”受到凯恩斯主义发展的猛烈抨击，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供给学派也重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为许多政府决策作理论参考。总体而言，供给学派强调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是从供给端入手，进行减税降费。根据拉弗曲线，经济中存在一个能使税收收入最大的税率，实际税率大于这一税率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长期中，政府减税能够扩大有效税基，从而不会减少政府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中，高税收会减少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同时增大企业的用工成本。因此，理性人会选择增加闲暇而减少劳动力供给，而企业用工成本大容易导致社会总供给下降。相反，减税降费有助于促进社会总供给提升。在资本市场中，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家庭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促进资本供给。通过这两方面的拉动，有助于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从而促进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论文研究当前形势下我国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选择，结合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对我国当前形势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现状作出分析，并提出未来的减税降费政策选择方案。
论文拟分为4个部分，包括引言与正文。
引言中对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现状作简要回顾，并提出论文想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即“当前形势下我国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选择”，期望可以通过对现实环境的思考，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政策意见。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陆续出台，学界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综合性的研究。传统语境下的减税降费以扩需求为其主要目的，而高培勇（2018）针对性地给出了我国减税降费的定义，提出我国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的语境下讨论减税降费，因而对该问题的分析维度与相应的分析答案应不仅立足需求端，还要将着力点放在供给侧，进行结构调整来降成本。
从减税降费实施至今，诸多学术论文对其实施成效进行着追踪式的观察与分析。第一类文献聚焦于结构性减税产生的政策效果。贾康、程瑜（2011）研究了结构性减税对2008-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的影响，发现税收增速有下降趋势。赵惠敏和蔺大勇（2012）研究了结构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税负的影响，表明小微企业税负虽有所减轻，但减税政策力度仍然有待提高。第二类文献聚焦于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分别研究了营改增对房地产业（魏彧、李汉文，2017）、银行业（袁庆禄、刘翠侠，2017）、交通运输业（杨志安、李宝锋，）等行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房地产业税负有所减轻，但是银行业和交通业税负反而有所加重。除此之外，吴明（2016）考察了营改增对浙江中小微企业流转税的减税效果，李远慧和罗颖（2017）考察了营改增对北京A股上市公司所得税与流转税减税效果，发现营改增对不同企业减税的实际效果并不相同，其源于企业所处行业之间的差异性。陈小亮（2018）对中国10年间减税降费整体效果进行评估，同时与美国减税历史进行比对，指出2008-2015年，宏观税负不降反升；2016年来，全面减税降费与营改增等政策实施，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但与美国减税历史相比，效果仍然偏弱。
其实，从整体税负上看，我国宏观税负并不高，但企业感到负担重，其根源在于税制结构尚不完全合理，过往文献中有许多都试图指出这一点。吴珊、李青（2017）对企业宏观税负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仅包括税收的小口径企业税负水平不高，但包括涉企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社会保险费的大口径企业税费负担过高。基于上述国情，闫坤、于树一（2018）指出，宏观税负不高而企业“税感”强烈，问题出在宏观税负结构而非总量上。因而，对于“税”，要增强其税制弹性，同时从根本上优化税制结构，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对于“费”，由于许多费具有定额征收的刚性特征，因此要进一步精简环节，避免重复收费与不合理收费。杨灿明（2017）分析了我国现行减税降费政策的机制性障碍：首先，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滞后，财权上移，支出责任层层下放，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纷纷转而挖掘非税收入增长空间；其次，税收法定原则落实不到位、地方“费权”难以约束导致税与非税收入之间形成“翘板效应”，使得企业难以实质性从减税降费中获利；此外，政府职能仍需进一步转换，否则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资将增加企业生产要素的成本，抵消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红利。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研究时间计划分为：
1．2022年11月20日——完成选题工作；
2．2022年12月11日前——完成开题工作；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高培勇.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减税降费[N]. 经济日报, 2018-12-7(14).
2、贾康,程瑜. 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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