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生育意愿反映了个体对于生育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
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先后实行了“只生一个”“农村地区一孩半”“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
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生育的政策刺激效应并不明显，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红利持续衰减的形势依然严峻。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1.研究内容：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探究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
2.拟解决的问题：目前许多文献都是从某一特定群体展开研究，如：农民工、流动人口等，研究范围多集中于特定地区而缺少全国性的宏观分析。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最新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分析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3.写作提纲：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反馈情况进行分析，然后综合近年来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提出对生育意愿影响较大的几类因素的研究假设，主要包括四个主要部分：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自我认知。基于研究假设建立模型，并优化模型得到相关系数，最终将系数与变量返回到实际意义中进行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探究。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为微观经济视角，往往着重关注某一地区的出生率，通过研究地区生育率和微观家庭因素来寻找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Harvey Leibenstein（1975）指出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的预计成本与收益，并通过“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与生育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收入增加引起的育孩成本增高，使得更多妇女选择少生或者不生孩子。Laurie.F.DeRose ,Alex C.Ezeh(2005)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接受的教育对其生育意愿有明显的塑造作用，同时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强烈的威慑力，而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对她丈夫的生育意愿影响不大。
我国国内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在内容和视角上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宋亚旭，于凌云（2017）将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归纳为五个方面：政策因素、经济因素、观念因素、教育因素、年龄因素。其中政策因素为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具有重要影响力，文化观念左右生育动机，家庭教育水平深刻影响期望子女数，二孩生育意愿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李昀东（2020）从流动人口角度出发，通过对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生育意愿与婚姻、家庭成员的数量、子女的数量、心理健康自评水平和社会信任程度有关，已婚、家庭成员和子女数量越多、心理健康自评程度及社会信任度越高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越强烈。李孜（2020）以重庆市为调研对象，从代际角度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中“70后”为年龄太大，而“80后”和“90后”主要原因为经济负担重、养育成本高，精细化养育方式成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差异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重点。杨风（2012）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对，发现生产力、文化、社会、经济、政策领域等方面因素是城乡居民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差异的形成原因。张琬翌（2016）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已有孩子数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产生了不一致的影响，城市居民中年龄越小越倾向于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而农村恰好相反，并且农村的居民生育意愿还受到个人养老观念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姚植夫，许淇杭（2020）通过对800名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婚姻状态、个人事业发展对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已婚状态对生育意愿产生绝对正向影响，同时个人事业发展与生育意愿也呈现正向关系。张兴月，张冲（2015）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回归结果显示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数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医疗保险作用相反。丁运（2016）将意愿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两个因素也纳入考察范围之中，从数量、性别、时间、质量、动机五个方面对城乡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更比较，发现城乡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高，而农村育龄人群男孩偏好较强，城市育龄人群无明显性别偏好，通过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城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发现经济因素对城乡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并进一步影响着城乡生育率。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研究计划:1．2022.9.15-11.20——资料、阅读、数据收集、写读书笔记，完成选题工作。
2．2022.11.21-12.11——分析整理资料，核对文献综述，撰写开题报告。
3. 2022.12.12-12.30——设计详细的论文大纲。
5. 参考文献
[1] Harvey Leibenste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1975, 89(1):1-31.[2] Laurie F.DeRose and Alex C.Ezeh.Men’s Influence on the Onset and Progress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Ghana,1988-98[J].Population Studies,Vol.59,N0.29(Jul,2005),pp.197-210(14 pages).[3]宋亚旭,于凌云.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J].西北人口,2017,38(01):12-18.[4]李昀东.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J].现代交际,2020(16):58-60. [5]李孜,谭江蓉,黄匡时. 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N]. 中国人口报,2020-02-07(003).[6]杨风.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重庆社会科学,2012(05):35-41.[7]张琬翌,张云垛,乔文俊.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6,55(18):4859-4863.[8]姚植夫,许淇杭.农民工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17):245-247.[9]张兴月,张冲.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5(11):59-64.[10]丁运. 城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6.[11]高璐. 家庭经济与住房条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8.[12]朱明宝,杨云彦.幸福感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7(03):52-61.[13]许海斌. 教育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9.[14]梁城城,王鹏.公共服务满意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和二胎意愿——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2):1-15.[15]贾志科,罗志华.我国生育意愿研究述评与展望(1982—2016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1):152-160.[16]白英娇.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阶层流动感与生育意愿[D].广西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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