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参与在线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开题报告

虽然在线教育这种教育形式很早就已出现，但直到2019年底的新兴冠状病毒疫情开始流行之后，在线教育这种形式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之中。将在线教育与农民工技能提升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线教育与农民工技能提升，本质上是在线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的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更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者必然会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yang，2004），而职业培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基础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Schultz，1961；Romer，1986；Lucas，1988）。近年来有学者对职业培训的研究指出，职业培训相较于基础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更高（高梦滔和姚洋，2006）。根据在职培训投资理论（Becker，1962），参与职业培训是劳动者经过当期收益和预期收益的比较过后做出的理性选择。赵德昭和耿之斌（2020）则基于我国中西部13个省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参与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事实上，我国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总数并不多，过半的农民工不知道在何处接受教育培训（魏亲延，2016）。即使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政策背景下，职业培训的主体仍然是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所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朱华晟，徐凡，赵雪平，李杰，2017）。各级政府虽然积极配合政策，但由于各方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导致效率不佳，农民工寻找资源门槛高，即便农民工对职业佳能教育有很高的期望和需求，但最终也无法获如愿以偿（魏亲延，2016）。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农民工技能提升主要面临资源整合不足、模式单一内容滞后、没有相应服务体系、管理监督机制缺位、经费不足的问题（陈翠玉，2010）。大多数农民工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中小企业对农民工重使用轻培养甚至只使用不培养（刘三林和明娟，2020）。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环境中，我国正处于农村低技能剩余量劳动力总量充裕，高技能劳动者供给不足的“刘易斯拐点”当中（李莉，2018）。“民工荒”即是“技能荒”（王慧敏和马千惠，2014；马艳林，2016；刘晓英，2016；汤希和任志江，2018）。为了顺利解决三农问题、加快产业升级、构建和谐社会（陈翠玉，2010），相响应“百万扩招”对新时代农民工身份转变的需求（王鑫明，2020），显然需要摆脱传统的农民工技能提升方式的不足。

在线教育本质上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符合信息生态理论（Horton F W，1978），信息同样是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曹海军和侯甜甜，2020）。在线教育也应当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互联网的超时空性和农民工移动学习与互联网之间的“双向依附”关系可以帮助农民工解决工学矛盾（黄晓赟，2020）。美国K-12混合体现了在线教育中市场的作用（刘晓琳、胡永斌、黄荣怀、艾雷森鲍威尔，2015）；美国公共图书馆Career OnlineHigh School在线学历教育也展现了公司与公共机构合作的巨大可能性（韩宇，2017）。纯粹的职业教育市场化也会带来不公平（李薇、付饶、陈娜，2016），而荷兰的“国家创新计划”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线上化则展示了国家主导下职业技能提升的美好前景（李鹏和石伟平，2020）。广东省的“工人在线蓝领e家”、广东职工教育网等在线教育平台也已成为了广东的“教育淘宝”（刘艳春和李峻，2017）。